季羡林教授在《中国翻译词典》序中说：“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，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，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，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‘最’。”这就是说，中国翻译堪称世界第一。但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翻译成为“世界之最”的呢？从王秉钦教授这本翻译思想发展史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。

　　王教授这本书“以思想为经，以人物为纬”，提出了近百年来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主线，那就是严复的“信达雅说”，鲁迅的“信顺说”，郭沫若的“创作论”，林语堂的“美学论”，朱光潜的“艺术论”，茅盾的“意境说”，傅雷的“神似说”，钱钟书的“化境说”等。一言以蔽之，中国的翻译思想体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化。所谓信，就是必然王国；所谓雅、美、创作、艺术、神似、化境，则是自由王国。

　　再看一下20世纪西方翻译思想的发展，无论是奈达的“动态对等”或“等效翻译”，卡特福德的“功能等值”，或威尔斯的“受者等值”，强调的都是一个“等”字。因为西方译论学研究的都是西方语文之间的互译问题，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，西方语文之间同多于异，有90%以上可以对等，所以他们提出了对等的译论。但是西方语文和中国语文之间却是异多于同，只有40%左右能够对等

，因此，对等译论只能解决40%左右的中西互译问题，50%以上的问题都要用“创作论”或“艺术论”的思想才能解决。

　　高健在《外国语》总第90期上说得好：“等值等效说比较更适合于以资料、事实为主的科技翻译，而不太适用于语言本身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学翻译；换句话说，它更适合于整个翻译阶程中较低层次的翻译（在这类翻译中一切似乎都已有其现成的译法），而不太适合于较高层次的翻译（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，而必须重新创造）。”这句话一语中的，说出了中西翻译思想的差别：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翻译问题，而中国译论却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。

　　此书以思想为经，提出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十大学说；又以人物为纬，分析了几十个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。如果要用一句古语来概括中国传统翻译思想，我想可以用孔子说过的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。例如严复的“信达雅说”，“信”是“不逾矩”，“雅”是“从心所欲”，他翻译的《天演论》第一句就是证明。鲁迅把suffer（受苦）译成“含辛茹苦”，多少也有一点“从心所欲”，不过程度比较轻，而“不逾矩”的程度更大。郭沫若把韦伯《夜》诗中的fainter,dimmer,stiller（更模糊，更朦胧，更安静）译为“愈近黄

昏，暗愈暗，静愈静”，“从心所欲”的程度大于鲁迅。林语堂把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”译成so dim,so dark（如此朦胧，如此黑暗），“从心所欲”的程度大于郭沫若。傅雷把罗曼·罗兰的marcher（前进）译成“顶天立地”，那几乎是无中生有了。王佐良在谈到穆旦翻译的《唐璜》时说：穆旦的“最好的创作乃是《唐璜》”，更进一步打破了翻译和创作的界限，扩大了自由王国的领域，几乎不能算是“不逾矩”了。从严复到王佐良，可以看出中国学派翻译思想的演变。“从心所欲”的范围在不断扩大，“不逾矩”的范围在不断缩小。而西方的翻译思想始终停留在“等”字上，只谈“不逾矩”，不谈“从心所欲”。所以西方译论无法解决中英互译，尤其是文学翻译的问题。

　　至于文化问题，则更不是西方译论所能解决的。例如李白名诗《静夜思》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团圆，所以看见农历十五前后圆圆的明月，就会使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自己的家庭。而西方只有团聚，没有团圆的概念，见到圆月并不容易联想到团圆。因此如果只按照西方的对等论去译，就不能传情达意，不能传达原诗的文化内容。而根据中国的再创论，可以把“明月光”译成a pool（池） of light,这就是把月光比作水了。再把“思故乡” 译为I’m drowned in homesickness（沉浸在乡愁中），又把乡愁也比作水，这样月光和乡愁就有了联系。英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。

　　本书还谈到融合中西翻译思想的“多元互补论”等，那就要看新译论能否解释旧的翻译精品，产生新的翻译精品了。而本书总结了从“信达雅”到“互补论”的思想，可以说是为翻译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　　（《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》于200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，2011年7月，作为大学教材在韩国出版。）